“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象头神甘奈施是印度教的神之一，因此常用“龙”指代中国，用“象”则代表印度。2007年，英国作家戴维·史密斯出版《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一书，此后，人们多用“龙象之争”来比喻中印两国的角力或竞争。众所不知的是，一百多年前，茶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世界茶树原产地、历时近百年的“龙象之争”。

　　一、争论的起源地球上的茶树植物已有100多万年的历史。据考证，早在27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我国就开始茶树的人工栽培，到公元三世纪前后，巴蜀地区茶树种植已相当普遍。中国一直是世界公认的茶树原产地，1753年瑞士植物分类学家林奈撰写的世界第一部《植物志》就依据来自中国的茶树标本，最先将茶的植物学命名为“Thea Sinesis”，“Thea”即“茶”，“Sinesis”是拉丁文“中国”，“Thea Sinesis”意即“中国茶树”。印度人在古代并不知道种茶和饮茶，更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直到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把茶树移植到印度。从1780年起，英国人在印度发起茶树栽培运动，历任印度总督曾多次从中国引进茶种并广为栽植。

　　勃鲁士随后在1838年印发一本小册子，列举在阿萨姆省伦浦附近发现的108处野生茶树，在萨地亚（Sadiya）发现一株高达43英尺、围径三英尺的大茶树，据此来证明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勃鲁士称印度的“阿萨姆茶”是大叶种茶，中国茶是小叶种，中国茶是印度茶的后代，从而引发历时近百年茶树原产地的“龙象之争”。

　　1877年，英国人贝尔登（Samuel Bail-don）在加尔各答印行《阿萨姆之茶叶》（Tea In Assam）一书，罗列出三点理由，反对茶树原产于中国的历史结论，主张“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此后的英国植物学家勃莱克（John H.Blake 1903）、勃朗(E.A.Brown 1912)等纷纷附和，叶卜生(Ibbtson)，林得莱(Lindley)和日本加藤繁等人也持类似观点。

　　2、茶树起源于中国说在勃鲁士发现阿萨姆野生茶树后的十一年，即1835年，印度茶业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科学调查组，对印度沙地耶发现的野生茶树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组的瓦列齐(Wal-lich)博士和和格里费博士实地考察后认为勃鲁士发现的野生茶树和中国传入的茶种同属一种，至于茶树的某些差异，那是由于野生已久的缘故。支持茶树起源于中国的学者在19世纪有美国的瓦尔茨《茶的历史及其秘诀》（1892年）、俄国学者勃列雪尼德《植物科学》（1893年）、法国学者金奈尔《植物自然分类》；20世纪苏联学者杰姆哈捷《论野生茶树的进化因素》（1960年）以及近年来日本学者志村桥、桥本实等的研究报告都认为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

　　1918年，爪哇茶叶试验场的植物学家斯图尔特博士考察中国边境野生茶树后，认为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并无大叶茶树的记载。据此认为，茶树因形态不同可分为两大原产地：一为大叶种茶树，原产于中国西藏高原的东南部一带，包括中国的四川、云南，以及缅甸、越南、泰国和印度阿萨姆等地。二为小叶种茶树，原产于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这是所谓的“二原论”说。

　　《茶叶全书》的作者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更是主张“凡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的“多原论”说，认为茶树原产地应包括缅甸东部、泰国北部、越南、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因为这些地区的生态条件极适宜茶树的生长繁殖，所以这些地区的野生茶树也比较多。

　　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秦汉年间成书的《尔雅》就曾有过大茶树的记载，唐朝陆羽《茶经》中明确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1950年以来，先后在云南、福建、安徽等地发现野生大茶树，有力地回击就西方学者“从来没人提出中国有野生茶树”的论点。

　　针对“印度是茶树原种”最有力地反驳来自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志村桥和桥本实借助细胞生物学对茶树细胞染色体的比较，指出中国种茶树和印度种茶树染色体数目相同，即2n＝30，表明在细胞遗传学上两者并无差异。桥本实还进一步对中国东南部台湾、海南，以及泰国、缅甸和印度阿萨姆茶树的茶树外部形态进行分析和比较。1980年后桥本实三次亲自到中国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等产茶省（区）做调查研究，发现印度那卡型茶和我国台湾山岳地带野生的中国台湾茶，以及缅甸的掸邦种茶，形态上全部相似，并不存在中国种茶树和印度种茶树区别的界限。因此得出茶树原产地在中国西南地区云南、四川一带的结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通过茶科植物相关植物学、生物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气象学及茶叶历史学、言语学等多学科的深入研究，特别是通过对云南发现野生茶树类型的科学定性和染色体组型核型的对比研究发现，巴达大茶树的染色体核型的对称性比邦崴大茶树高，邦威大茶树核型的对称性又比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对称性高。说明巴达大茶树比邦崴大茶树原始，是野生型；邦崴大茶树较南糯山大茶树和印度阿萨姆大茶树更原始，是过渡型。南糯山大茶树和印度阿萨姆大茶树均是栽培型。以核型比对分析结果看，我国云南有野生型、过渡型到栽培型茶树的完整呈现，而印度只找到栽培型大茶树。上述科学研究，有力地反驳了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提出的“茶树起源于印度”学说，世界茶树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而云南勐海和澜沧两地是世界茶叶的真正起源地的观点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茶叶起源于中国本无争议，英国少校勃鲁士之所以挑起论战，主要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因英国向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丝绸及瓷器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引起，贝尔登等西方学者之所以支持勃鲁士的观点，就包含有帮助印度茶叶在世界上代替中国茶叶，在西藏茶叶市场用印度产茶叶挤出云南普洱茶等经济意图。

　　838年勃鲁士挑起茶树原产地论战后到1950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无人回应英国人的挑战，期间几乎没有中国学者提出令人信服的相应证据。反观日本学者，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从来没有缺席过。难得可贵的是日本学者志村桥和桥本秉持科学的精神，从细胞遗传学角度得出茶树原产地在中国西南的结论，令人心服口服。

　　中国学者在茶树原产地的论战中，旁征博引了不少语言文字、历史记载及古地质学、古气象学方面的资料，只能间接得出茶树可能原产于中国的结论。1962年云南茶学专家在勐海县巴达山发现的巴达大茶树，日本学者进行的茶树细胞遗传学及中国学者对云南野生茶树染色体组型核型的对比研究，为近百年多的茶树原产地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